股票按月配资但我们国家的历史地理学仍然是以文献考证为最主要方法

说起地图，很多人脑海里马上浮现起中学地理、历史教科书中的插图，或者新华书店里高高挂起的一幅幅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这些地图每次出现得都很郑重，时间久了，大家自然把地图与“科学”“知识”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新书《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却是，“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他说，地图向观者提供对特定空间的解释，同时也借由解释的权力，扭曲空间的实相，“因此，创制地图不只是科学行为、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

在《制造亚洲》中，宋念申用了100多张古地图，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地图上的“亚洲”为切入点，展示了东西方寻觅与互动、征服与抗争中，亚洲这个概念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政治行为”，以及对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

宋念申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2024年5月

作为一手资料的古地图

宋念申对地图产生兴趣，始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期间。他的博士论文讨论图们江划界，宋念申在研究中注意到，当时中国和朝鲜在界限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讨论是，到底用以前绘制地图的方式来明确边界，还是引入新的方法。“为什么他们当时有了先进的测量技术不用？这和我们一般理解的科学史观念不一样，其实体现了不同的地理观、政治观和宇宙观，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和宋念申上一本书《发现东亚：一本书读懂东亚五百年》一样，《制造亚洲》也是脱胎于教学。2016年起，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教东亚史。“历史学讲究要用一手史料做研究，但是我的美国学生们绝大多数没有任何中文、日文或者是朝鲜文基础，不会用这些文字性的史料。作为历史老师，我的训练就很成问题。当时我想，能不能拓展所谓一手史料的概念？一手史料不但是文字，也可以包括很多非文字的东西。”

为了上课，宋念申去美国一些图书馆做资料收集，重点是西方绘制的关于亚洲和东亚的古地图。在美国威斯康星密尔沃基的地理学会图书馆，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古地图。他在那里待了一周，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了大量的古地图原件，“这样的经历让人难忘”。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东亚部分》（1375年）的作者可能是西班牙马略卡岛的犹太制图师克雷斯克

宋念申也收集古地图，迄今收集了100多张欧洲古地图，“东亚古地图以木刻、手绘为主，存量非常稀少，都是文物。而欧洲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极大提高了印刷效率，地图书籍商品化程度高，所以一般地图的印刷量都很大”。

2021年，宋念申回国任教，也把在美国的课带到了清华大学。2022年疫情期间，他没法去外地跑田野，就根据课纲，写成《制造亚洲》这本书。“我最先想到的是英文书名Mapping Asia。英语中map作为动词，除了有绘制地图的意思，还有探索、规划、构想、探索的意思。”而在编辑建议下取的《制造亚洲》这个标题，则和《发现东亚》一样，解构意味非常浓，强调历史背后的人为因素。“亚洲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是不断被发明、被构想出来，再不断修改、重新构筑，是一个特别动态的东西。”

“地图帝国主义”

某种程度上说，《制造亚洲》是《发现东亚》的写作延续。在《发现东亚》的修订版代序中，宋念申就说：“从地理上说，把亚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陆板块就莫名其妙。亚洲和欧洲属于一个大陆板块，为什么要分开？”

现代世界的形成，始于1492年哥伦布大航行，这是他第一次前往“亚洲”的航程，还带着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写给“中国大汗”的信和国书。哥伦布关于亚洲的知识，来自《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托勒密地理学。他还看到了意大利学者保罗·托斯卡内利根据托勒密理论绘制的世界地图。哥伦布坚信，从西班牙向西出发，用不了多久就能跨过大西洋，抵达马可·波罗描述的富饶的东方。

哥伦布并没有到达亚洲，而是到了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但这次“寻路亚洲”的远航彻底改变了世界，“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就是起源西欧的殖民国家以帝国扩张的方式占取、分割、规范、组织全球的过程，全世界都被裹挟其中。而这一切的动力在于亚洲，特别是东亚，而现代的到来，也彻底重新定义了亚洲、重塑了亚洲的历史。”宋念申在书中说。

哥伦布远航后不久，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海外殖民地开始激烈争夺，两个相邻帝国之间的地缘冲突日益加深。最后经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解，两国以西经46°37'为界分割势力范围，沿着这条最初的“教皇子午线”，想象中的地球被两大帝国切分，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后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这次条约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则在古老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中得到充分体现。

宋念申指出，这个划分不是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领土，而是为了分割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海外殖民地。地图史家哈雷也说，“和枪炮及战舰一样，地图也是帝国主义的武器。地图被用来推动殖民，土地在纸面上先于实际中被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地图预期了帝国”。上世纪70年代，欧美学界批判地图学兴起，一批英国和美国的地图史家，在关注到近代地图制造和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还提出“地图帝国主义”的说法。“所以我在《制造亚洲》里面提出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探讨地理时，一定要把地理知识形成的历史过程加入进来，不能把地理当做纯粹客观的、在时间上是静止的知识，而要看到地理知识在历史上怎么样流动的，最后一步步形成我们今天的历史地理观。”宋念申强调。

但是，宋念申在研究中也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16世纪以来，亚洲越来越被西方以等级制、排他性、拼图式的方法来想象，另一方面，霸权性的想象方式始终又没有彻底规训亚洲，尤其是东亚。通过讲述“亚洲”在地图上被塑造的历史，宋念申还重申了一个在《发现东亚》中也阐述过的观点，“现代是一个全球参与的过程。亚洲不是‘没有历史’的，相反，它不但是现代性的源头之一，更是重要的推动者”。

对话宋念申：从“亚洲”概念起源看，文明不一定会导致冲突

从地图看背后的意识形态

第一财经：在我印象里，国内以古地图为主要视角来讲历史的书不多，古地图更多是做插图这样的“配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宋念申：传统历史学训练里面很少有专门的图像训练。在历史地理学里，有地图学这么一个小分支，但我们国家的历史地理学仍然是以文献考证为最主要方法，以图为另一种文献，重视地图里表达的地理信息。西方地理学，尤其是新的批判地图学兴起以后，我们逐渐不再像传统那样，只把地图当成真实的、可以跟文献互证的信息，而更多是从文字和图像结合去看背后的意识形态。

最近三十年，随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的出版、翻译和引进，国内很多学者也在从事地图史方面的研究。我的《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是从教学里来的，希望能够把学术性的前沿思考体现到我对东亚，尤其是对亚洲历史的认识和思考里面。

第一财经：《制造亚洲》里谈到，欧洲地理观的形成与航海大发现、拓殖密不可分。1584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十二年，欧洲出现首幅以“中国”命名的单幅地图。书里还说，19世纪英国吞并印度，对印度做了彻底的地理勘测，“当印度地图上的空白被填补，亚细亚东端的中华帝国即将一步步坍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欧洲人从第一次把中国纳入单独的观察对象开始，他们就对中国有了拓殖想法？

宋念申：那倒没有，1584年制图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刊印《中国图》时，更多还是一种对遥远中国的想象。奥特柳斯的知识来源主要是马可·波罗，从马可·波罗传回去的信息，西方人知道中国是非常大的国家，有丰富的物产。当时他们是带着想象和羡慕的态度去描绘中国，把中国放进他们对世界构想的一部分，而这个构想很大程度上是由建立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动力所驱动的，所以在《中国图》里，欧洲人只对中国的海岸、通商港口比较关注，不太在乎中国实际形状是什么。

"1584年制图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刊印《中国图》时，更多还是一种对遥远中国的想象。"

那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在东南亚拓殖。但是中国对他们来讲太大了，他们没有那么强的野心。欧洲人关注中国，说明亚洲对他们来讲越来越重要。但荷兰人重点经营的还是东南亚，尤其是香料群岛。

利玛窦与“亚洲”概念

第一财经：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说法非常有名，但是你通过对亚洲和欧洲的古地图史研究，认为文明不一定会冲突。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宋念申：现代地理观的形成并不是仅仅发源于欧洲，然后传导到世界各地。欧洲地理观的形成是因为欧洲航海者、探险家不断和非欧洲世界的人碰撞、交往，互相吸纳了很多文化因素后形成的，是一个全球体系，所以我在《制造亚洲》里谈了“亚洲”这个概念怎么来的。

汉语里把亚细亚和“洲”放在一起，形成一个词“亚洲”。但日语和朝鲜语里都只是说亚细亚。那么，为什么只有汉语把亚细亚和大洲的“洲”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这来源于传教士利玛窦。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出版《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用汉语翻译的欧洲地图上，加入了当时明朝的地理观念。他把欧洲世界所熟知的“亚细亚”概念，结合了我们从《尚书·禹贡》传统以来的九州概念，说大地分有五州。把两种异质文化拼在一起，后世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亚洲”这个词。

南怀仁制《坤舆全图》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我是要说明，异质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冲突。“文明的冲突”本身是个带有殖民色彩和帝国主义色彩的概念。文明是否冲突，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待异质文化。我们经常说，要反对或者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但超越它的方式，是不是塑造一个中国或者东方或者亚洲中心主义呢？如果这样做，就落入了同样的中心主义窠臼。“西方中心主义”的要害不在于以西方为中心，而在于塑造了一个中心—边缘的等级秩序，并用这种等级秩序去理解、改造多样化的世界。

我关注“亚洲”概念，是因为亚洲无法用人种、语言、文化、民族等现代社会科学概念去定义，它拒绝单一中心。亚洲总处于流动、多元、开放的状态。也就是说，“亚洲”概念具备突破“中心主义”逻辑的潜能。因此我才强调，文化既有冲突，但更多是相互吸纳、相互融合。我通过观看古地图，来表达这样的观点。

中国失去300年了吗？

第一财经：郑和下西洋，船队最远到过东非和红海；利玛窦来到明朝之后，传来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和一些西方科技。但是中国最后却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屈辱的近代史。很多人都说，西方地理大发现后，中国却日益封闭，最后错失很多历史发展机会，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宋念申：我不太同意这类说法。我们不能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去批评前人做的事——何况这种后见之明是站在特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预设上，这类观念带有强烈的欧美规定的“现代化”逻辑。中国人想象中的现代化，总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是现代世界光鲜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忽视，是谁在为这些光鲜的一面付出代价。

“落后”与“先进”、“文明”与“野蛮”、“封闭”与“开放”这类二元对立的框架，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也是庸俗现代化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但是“现代”不是从一个地方发生，然后传播到全球的。现代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从16世纪开始，所有人类社会都被现代裹挟其中，只不过扮演的角色不同。

荷兰东方学家、制图家阿德里安•雷兰德在1701年出版的《日本帝国图》借鉴了日本浮世绘画家石川流宣的《日本海山潮陆图》

我们不能脱离英国对南亚的占领和对印度地方工业的抑制，来谈工业革命，因为如果没有压榨印度获得的廉价原料和庞大市场，蒸汽机和纺纱机是不会运用到大规模的棉纺生产中。同理，我们也不能脱离北美的奴隶制，来谈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当我们熟悉穆勒、托克维尔等论自由与民主的篇章，也要了解到，他们花了同样多的精力，来论证帝国殖民事业的必要和正当。也就是说，“现代”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系统，不能只挑局部表象，不审内在肌理和网络。

过去我们经常说“落后就会挨打”。这是因为我们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要奋起直追、自强不息。但现在是2024年，中国按GDP排是世界第二，这个时候，“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就显得是把挨打的责任归结于被打人的“落后”，而不是打人者的不义。世界上的国家总是有大有小，有强有弱的，弱小的国家难道就应该被打吗？当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的时候，应该想想其他国家会怎么理解这句话。

历史不能假设，所谓“错失发展机会”，恐怕是参照欧洲殖民国家的发展机会来判断的。这个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殖民主义国家？因为所谓的“发展机会”，大部分是殖民扩张带来的机会。我们看历史不能盯着中国一个国家看，也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自我讲述的历史，而是要把中国放在全球语境下讨论。

第一财经：我注意到，你在《发现东亚》和《制造亚洲》里都在强调一个同样的观点，现代性是一个全球的参与过程。这两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世界不是只有一种运行准则，我们需要新的、更多人参与的普遍原则。

宋念申：你说得非常对，带来这种变化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特别需要考虑，我们能够提供给世界什么样的新图景？尤其是面对全球南方国家，我们能提出什么样的世界展望？未来的中国只是一个新的帝国，还是能提出一个新的、更具普遍性的理想秩序？回到亚洲这个话题来讲，亚洲的模糊、杂糅、包容性或许就暗示了一种可能的新普遍性。亚洲，特别是东亚，没有被欧美所主导的现代彻底征服和改造，反而以多面多元的实践方式质疑和反思单一的价值体系。它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可能。